“哗啦啦”，海面泛起碧波，黑鲷、青石斑鱼、长毛对虾等鱼虾类苗种争相跃入水中。这是前不久在广西东兴市北仑河口举行的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殖放流场景，此次共向北部湾水域投放黑鲷等鱼虾类苗种近万尾。

农民春种秋收、勤劳耕作，让庄稼一茬茬长出来，大家说：“有苗不愁长”。有人觉得，渔业特别是海捕是“天养活”，鱼儿们洄游繁殖、代代不息，提供了丰厚的渔业资源。其实，“海洋牧场”也需要人工维护。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就是其中一种手段，是通过放流、底播、移植等方式向海洋、江河、湖泊、水库等天然水域投放水生生物，实现增加渔业资源、净化水体、修复水域生态等目的。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开始在内陆湖库以放养方式增殖渔业资源。为何要在北部湾进行增殖放流？如何科学考量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我国开展渔业增殖放流的总体情况如何？麻辣姐采访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

国际上普遍采用，兼具生态、社会和经济多重效益

北部湾是中越两国陆地所环抱的半封闭浅水海湾，有着相对独立的地方生态群系，种类繁多，是两国渔民共同的作业渔场，也是我国四大渔场之一。这里分布着30多种经济鱼类（笛鲷、石斑鱼以及鲳鱼等）、10多种经济虾类（长毛对虾、日本对虾以及斑节对虾等）以及大量头足类动物（乌贼等）。然而，随着环境污染以及生境衰退等现象的加剧，北部湾渔业资源自上世纪70年代起出现严重的衰退。

一方面，渔获量出现明显的降低。科研机构在北部湾内的连续监测结果显示，渔获率从年的公斤/小时下降到年的42公斤/小时。另一方面，渔获组成也发生了变化。寿命长、个体大和营养级高的经济种类逐渐被寿命短、个体小和营养级较低的种类代替。许多经济价值较高的优质鱼类，渐渐地在渔获物中消失。

年以来，中越两国依托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项目，在北部湾联合开展了三次增殖放流活动。中方开展了真鲷、红鳍笛鲷、青石斑鱼、长毛对虾、墨吉对虾的苗种繁育和放流工作，放流总数量超过余万尾。

“增殖放流是国内外在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水域生态修复方面普遍采用的做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韩旭介绍，放流可以补充和恢复水域中生物资源量和种群数量，促进濒危物种种群恢复，维护水域生物多样性。向水中投放鲢鳙、贝类等滤食性生物，可以有效缓解水体富营养化，对净化水质和改善生态环境作用明显。

在北部湾水域持续开展增殖放流，兼具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据了解，在北部湾天然水域中通过增殖放流合理密度的水生生物资源，有效改善了海域的生态系统群落结构，缓解了北部湾渔业资源日益衰退的局面，传统优势种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在提升海水环境质量、控制海洋赤潮灾害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监测评估结果显示，黑鲷回捕比例达17.29%、长毛对虾回捕比例达32.19%，直接投入和产出比在1：5.59。据统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共向北部湾放流各类水产苗种30多亿尾，不仅有效促进了渔业种群资源恢复，也增加了两国渔民收入和渔业效益。目前，北部湾海域资源养护已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辅多元化投入机制。

在我国其他水域，增殖放流也卓有成效。“我们每年都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今年1月在澜沧江小湾库区放了50克以上鲢鳙鱼18吨，三年后库区可增加产量吨以上，实现渔业增效、渔民增收和可持续发展。”云南南涧县渔业行政执法大队队长阿旺芳介绍。

调查显示，在图们江、鸭绿江等自然水域，多年不见的名贵鱼类又重新出现，青海湖裸鲤资源量已由保护初期的吨恢复到年的约10万吨。北京密云水库多年开展增殖放流，水质一直保持在国家二类标准。在浙江、福建，部分近海海域重新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大黄鱼群体。据科研部门测算，在浙江，内陆水域增殖放流对鱼类捕捞产量的贡献率在50%以上，近5年来增殖放流的投入产出比约为1:8，对于促进渔民增收、渔业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每年6月6日为全国约定俗成的“放鱼日”，人们的社会资源环境保护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十三五”期间，各地共举办各类增殖放流活动1.2万次以上，累计参与人次超过万。

科学开展增殖放流，须对环境、生态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目前，我国实行放流的种类主要涵盖四大家鱼、对虾、大黄鱼等重要经济物种，青海湖裸鲤等地方特有物种以及中华鲟、长江鲟、大鲵等珍稀濒危物种。据农业农村部初步统计，“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投入资金50余亿元，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多亿单位，放流水域遍及我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库和近海海域。

科学开展增殖放流，要对环境、生态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选取合适的时机和放流品种。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不同于淡水水域，在海洋内开展增殖放流需要考虑的环境条件更多，如增殖海域内海水的盐度、潮汐、海底地质以及其他自然因素。为了提高放流个体的存活率，海洋增殖放流通常开展于伏季休渔期。

海洋生态系统复杂，海洋鱼类丰富，放流种类可能属于滤食性、杂食性甚至肉食性物种，在甄选放流种类时，既要考虑放流个体的繁殖期，以使放流苗种达到合适的规格，也要考虑放流个体对现有食物链与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放流海域的环境可容纳量。

在北部湾，常见的增殖放流种类包括：黑鲷、真鲷、卵形鲳鲹、紫红笛鲷以及红笛鲷等鱼类，长毛对虾、墨吉对虾以及日本对虾等虾类，华贵栉孔扇贝、波纹巴非蛤等贝类，均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吴洽儿介绍，这些品种均为北部湾内自然分布的种类，可适应当地水域生态环境，且在现有渔业资源结构中的比例明显低于自然生态状况，难以自然恢复，而对应的人工繁育技术成熟，能稳定繁育出大量增殖放流苗种。此外，这些放流品种均为低洄游性的种类，有利于集中恢复北部湾内的海域资源。

放流的这些鱼苗、虾苗都从哪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孙典荣表示，遵循“哪里来哪里放”的原则，放流苗种的亲体应当为北部湾内的野生原种，放流苗种为子一代。为此，科研人员在开展增殖放流前，会基于分子标记对放流苗种进行种质鉴定和遗传多样性检测，并进行药残与疫病检验，保障放流苗种的种源和质量。

如何开展增殖放流效果评估？与淡水水域相比，海洋增殖放流的个体活动与扩散范围更广，给增殖放流效果评估带来一定难度。目前，常用的评估方法包括标志放流与资源评估分析法。本次中越联合增殖放流综合运用了两种方法，放流前，采用体外实物标记及分子标记，通过适时适地的重捕来研究放流效果；放流后，通过定点渔业资源调查和渔民调查访问的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

濒危物种放流面临困难，评估监测机制有待健全

专家介绍，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濒危水生物种的增殖放流仍面临困难。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旗舰物种，当前中华鲟野外亲本数量仅存20余尾，年以来连续4年未发生自然繁殖，自然种群规模急剧减少。

“鱼类种群增殖的可行性，主要基于四个要素：人工放流、栖息地修复、过鱼或生态调度以及捕捞管理或休渔。”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分析，放流鱼苗一般以幼鱼为主，长江实施十年禁捕，为放流后幼鱼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对中华鲟等濒危水生生物来说，从规模化人工群体放归，到实现野外种群重建，需要一定的亲本数量，还要有合适的产卵场、洄游通道以及索饵、肥育和越冬场。

“总体来说，野生中华鲟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危起伟说，受拦河筑坝、交通航运和涉渔工程建设的影响，水生生物洄游通道被截断，繁衍栖息场所受到严重影响，放流的洄游性鱼类在自然条件下的成活和繁殖难以保障。不过，就江豚这一物种来说，禁捕后不再受到违禁渔具的影响，又有放流的幼鱼资源作为食物，对其野外种群的恢复有一定的积极效果。

放流效果的科学评估也是增殖放流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要根据不同的水域情况采取不同的放流策略。”危起伟表示，放流前应当对鱼苗的品种、比例和影响进行科学评估，这方面还缺乏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放流后，还要对个体生长状况、种群动态及分布情况进行跟踪评价。

“保护水生生物、修复水域生态环境，是一项涉及面广、系统性强的重大工程。”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依民表示，目前，增殖放流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投入，还不能满足水生生物资源养护需要，亟待建立健全多元化、多渠道的社会投入机制，并加强相关科学研究，进一步做好对水域渔业资源的监测评估以及增殖放流监测和效果评价。此外，也要避免不规范放生所带来的野生鱼类基因污染和外来有害物种入侵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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